我偏爱这些翻涌着情绪的时刻，爱下一刻的茫然未知。我所拍摄的电影，很多根本不是计划的结果。对我来说，一部作品的产生必须开始于剧本的写作。想要表达的愿望会在某刻变得强烈。摊开稿纸，打开电脑，但仿佛迷失了。我能感觉到我正在召唤我自己，另一个我在告诉我，要倾听自己。
　　我并不是个痛苦的人，生活中倒是总很容易释然。然而那种焦灼，是一种在庸常生活中突然遭遇诗意的渴望。坐下来，用影像去遭遇那种诗意。那种感受一时很难用言语表达。所以我觉得，阅读和写作是人应该保持的生活习惯。它们不应该被认为是职业性的活动。它是人类普遍应该拥有的生活方式，当我们不阅读时我们有很多局限。事实上我们突破不了自己的局限性。那么，阅读不同的书籍，实际是跟不同的头脑交流。生活时常将我们隔离在一个理解情感自我的过程之外，阅读和写作是理解自己内心情感的途径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，了解、感受自我的需要。所幸我自己一直在保持阅读和写作的习惯。
      我的电影有一个特质，是在关注变化。我觉得这种特质不是我所独有的，而是一种人类的普遍。人类一直在变化，所有那些有生命力的艺术家，不管是什么年代，都在质询着这个世界的变化。从历史的维度上去理解创作，敏感的创作一定面对时代的变革。比如小津的电影里充满了那时的变革，包括物质，包括新科技给人带来的影响，铁路，发电厂，还有战后日本社会的迷茫。这种对于世界的敏感，在我最初的生命体验中，来自于大自然，我觉得人应该少惦记人的东西，多看动物，看万物生长，看春去秋来，关注过这些东西，感受过这些东西，就比较容易爱自由，再跟人相处，就比较容易平等。我的家乡不是什么典型意义上的山清水秀，但从小还是保持了跟自然的紧密连接，县城很小，没太多娱乐，在旷野里躺着看云飘一下午，就是特别大的娱乐了。
     《中央车站》的导演沃尔特?塞勒斯来拍摄关于我的纪录片，他跟我一块回到我的老家。有天晚上，我请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吃饭，他也跟着一块去了。我们喝酒，喝很多酒：汾酒、竹叶青和红酒掺着喝，最后大家都醉了。这场聚会最后演变成一场热泪盈眶的打架。巴西导演紧张坏了，问我说，你为什么不制止呢。我回答他，因为大家打得都很愉快，这就是我们沟通感情的方式。